，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，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。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，在“焚书坑儒” 8 中也受到重大打击。秦末战争中，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，项羽死后，关东地区闻风降汉，唯独鲁国不屈。刘邦围困鲁都曲阜，一度想要屠城，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，弦歌不辍。

是他们驽钝愚蠢吗？是他们从容不迫吗？

似乎都不是。

根本的原因，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。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那么儒学要不要“入局”，是去适应帝国时代，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？这又是一个问题。

叔孙通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他不仅通晓“千年大变局”，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、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，而是一人专制、编户齐民的帝国，而且他认为，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。

先秦诸子都是“邦国时代”的产物，除了法家，都面临同样的“转型”问题。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，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：如何与皇帝共存。